每个人身上都那么点神经质，神经质让我们更敏感，更愿意反复追问。然而当神经质走向神经症时，所有反应走向极端，我们却再也忍受不了，神经症也堪称让人最痛苦的心理疾病。

我们都认识一些像下面三个例子特征的人：

一个例子是一位女性。起初，他看起来友善、热情，爱帮别人做事，喜欢恭维别人。但很快人们发现她总想要求别人，不善独处，不接受朋友的建议，不喜欢男友在他不在的情况下独自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她与人的关系从不能保持长久，但她一遇到下一个男人，就会坠入爱河。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男性，他的大学同学几乎都不喜欢他，他一说话就挖苦人，有时话语尖刻，他看不起所有人，我从没听到他说过别人的好话。现在他是个残酷无情——尽管成功——的生意人。

第三个例子是一位女性，她的工作是在一个小公司绘制图表。他很少与同事往来，因此，现在有这种活动时，人们都不再叫她。她没有朋友，每天晚上都是独自度过。

这三个人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在与不适当感和不安全感进行殊死搏斗。尽管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把别人驱开，但在内心里，他们是胆怯、可怜的人。

新弗学派的卡伦·霍妮（KarenHorney）会认为这三个人都具有神经症。这些人与他人互动的方式阻碍他们发展出无意中渴望进行良好的社会交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破坏性人际交往风格其实正是他们避免焦虑感的一种防御机制。

（1）接近人群一些儿童学会了靠强调自己的无助感来应对他们的焦虑，他们依赖他人，强制性地寻求父母或养育者的喜爱和接受。他们获得的同情使他们暂时免除了焦虑，但儿童却承担了在以后的人际交往中使用这些对策的风险。其结果是，这些人对被爱和被接受产生了强烈的需要。

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能找到爱，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不加选择地依附于身边的某个人，因为他们觉得任何一种关系都比孤独、无助和被冷落好。如果你曾经接触过这样的人，你肯定会赞同说和这样的人长期交往是无意义的，他们不会爱，只会索取；不会分享感情，只会要求感情。正是由于这样的神经症风格，每一段新的关系必然长久不了。

（2）反对人群应对焦虑的另一种方式是战斗。有些儿童发现，攻击性和敌意行为是对付不良家庭环境的最好手段。他们攻击或伤害其他儿童，以此来对自己的不安全感和不适应感进行补偿，他们由此获得了短暂的权利和班上其他儿童的服从，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友谊。这些儿童长大后，他们会更熟练地使用这种神经症的风格，他们可以比其商务对手更强，用伤害性的语言痛斥其他人。

在儿童和成年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总是要欺压他人的需要，霍妮认为，这种神经症风格以‘外化’为特征，这一看法与弗洛伊德提出的“投射”的概念相似。这就是说，这些人从他们童年期遇到的人那里了解到，所有的人从根本上讲都是带有敌意的，都是想要得到他们能得到的所有东西。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的反应就是在别人对他们做什么之前先对别人采取行动。他们认为爱和其他积极情感都是愚蠢和软弱的，他们只在用得着别人时才与他们建立关系。与这种风格的神经症患者交往一定是肤浅、令人难堪和痛苦的。

（3）脱离人群有些儿童采用第三种策略来应对他们的焦虑，他们不是以依赖或敌意的方式与人交往，而是简单地不理会外部世界。谁会需要他们？这些儿童的对隐私和自我满足有强烈渴望。长大成人后，他们寻找那些不与人打交道的职业。他们回避情感、爱和友谊。因为情感上的依恋可能会使他们回忆起童年经历的痛苦，所以他们对情感体验变得麻木。他们避免焦虑的方式是简单地避免参与。爱上这类人肯定是一个错误——你的情感将得不到回应，因为他（她）根本感受不到你的情感。因此，对双方来说，这种关系将是肤浅的、单向的。

“直接或非直接的控制，漠不关心，行为古怪，不尊重子女的个人需要，缺乏真正的指导，蔑视的态度，赞扬太多或没有赞扬，缺乏可信赖的温暖，不得不在父母意见不一致是作出决定，责任太多或责任太少，过度保护，与其他儿童歌诀，不公正，歧视，不兑现承诺，敌意气氛，以及周围环境中暗藏的虚伪。”

做父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工作既缺乏相应的培训，又没有明确规定什么人能养育儿童或是怎样养育儿童。其结果是，很多儿童缺少个人价值观，他们对父母感到害怕，不知道怎么与他们相处，担心因他们不理解的原因而受到父母不公正的惩罚，他们感到不安全和不适应，渴望温暖，需要支持，但却得不到。这些儿童感到迷茫、害怕、焦虑。

成长于这种焦虑环境的儿童，会很快发展出一种应对具有威胁性的成人的对策。从积极角度来讲这些对策在减缓焦虑上是有效的。但从消极角度来讲，他们逐渐习惯于依赖这些对策，甚至把它们应用于家庭外的其他人身上。他们成年后，儿时对人际交往的恐惧仍继续存在。从根本上来讲，这些人认为社会交往是焦虑的来源。结果，他们为消除焦虑而形成了神经症的人际交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