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学的灵魂，失去了这个灵魂，就不能成其为中医学。当代中医学大家干祖望教授曾精辟地指出：“中医不可无辨证，没有了辨证说明中医已经不存在世界，假定尚有其名者，都是用中药的医生盗用中医之名”。因此，辨证论治在中医临床学中的核心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指导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指出的气、血、精、津、液、六淫、七情，望闻问切以及整体动态，标本缓急，虚实补泻，特别是著名的“病机十九条”等，为后世的辨证论治奠定了深厚的基石。

　　把医学理论与中医临床实践成功地结合起来，使理、法、方、药一以贯之，从而创立辨证论治体系的，是一千八百年来，被中医界奉为千古宗师的伟大医学家张仲景。他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以“六经”作为外感病和杂病的辨证纲领，实现了辨证论治系统化与规范化。使得发展、繁荣了近两千年的中医学万变而未离其宗。

　　在中医学史上，明代医学家周之干在《慎斋遗书》中首次使用了“辨证施治”四个字，直到清代，“辨证论治”这四个字才首先出现在章虚谷的《医门棒喝》中，从此沿用至今。“辨证施治”与“辨证论治”虽有一字之差，但意义相近。这几个字虽然是他们首提但并不等于是首创，这只是他们在深刻领会了《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的奥旨之后一种精辟地总结。

　　世事难料，沧海桑田。自十八世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现代医学以极强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很快占领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并且深深地扎根在民间，对几千年的中医学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与挑战。很短的时间内，现代医学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医学。

　　中医西医，因为目标的完全一致性而只能在同一条轨道上奔驰。

　　在奔驰中难免因碰撞而产生一些火花，但也仅仅是火花而已。要想使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完全融入在一起，那是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因此，实现中西医优势互补或者说中西医结合，就成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课题。

　　中医学理论源于《易》，以阴阳为大纲的讲究“天人合一”，“生物全息”，以功能论脏腑，强调整体观念。而西医学则立足于近现代的实验生物学的成就之上，以实证论和还原分析为主的认识手段，从人体宏观和微观的组织器官，细胞体液或分子层面去认识或治疗疾病。从这两种截然迥异的理论体系来看，各自的优势显而易见。如果能将这两种理论体系实行强强联合，或者说完全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是人类医学史上一个极其伟大的创举。

　　中医看病，从人到证，证及经络，证及脏腑，证及功能;西医看病，从病到病，病及内脏，病及组织，病及体液，病及细胞分子。前者核心是辨证，后者核心是辨病。看来，尽管中西医理论体系大相径庭，但从诊断学的角度，仅一字之差，即辨证与辨病。

　　一百多年以来，多少医学界有识之士，以及诸多思想家、学者、哲人、政要等人物都响亮地倡导中西医结合。毛泽东主席也勉励医界要努力地创造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上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后文将要述及的天津人民医院尚天裕骨科就是当今中西医结合最光辉的典范。

　　笔者以为，中西医结合最关键的要素是找准切入点，这里当然是指理论上的切入。然而这个切入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任重而道远。不过，我们可以先在各领域、各分支内寻找切入，刚才所提到的天津尚天裕骨科就是最成功地切入。在诊断学方面，当代中医学泰斗、南通市中医院朱良春教授，于1962年首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使得中西医结合事业掀开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首倡于朱良春，但却滥觞于民国著名中医大家张锡纯和朱良春的业师章次公先生。张锡纯衷中参西，从善如流的

　　博大精神和章次公“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的光辉思想，极大的丰富了朱良春教授的睿智思路，在这两位先贤的启迪和影响下，由朱良春率先发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一振聋发聩的倡导，可谓是应运而生了。

　　我们都知道，中西医结合并不是西医开中药处方，中医开西药处方，或某某病中西药双管齐下那么简单，更不是大黄牡丹皮汤治阑尾炎，承气汤治疗肠梗阻，补阳还五汤治疗脑血管病等，或以协定处方的形式对号入座。这根本不叫中西医结合，充其量只能叫中西医同治。因为中医是以“辨证论治”贯穿始终的，未通过辨证论治程序开出的中药方剂不叫治疗，最多也只能叫中药治疗。可见，辨证论治与中医须臾不可分离。

　　随着现代西医学的广泛深入与渗透，从比较医学的角度，就发现近两年的辨证论治的“一元”地位开始发生了动摇。在中西医两大派别的不断交融与磨合中，从事中医临床工作的医务工作者们，大都经历了下面列举的尴尬与困惑。

　　一、一个腹泻病人，按中医辨证为湿热内蕴，且脉、证、舌相合，如果套在西医诊断上，同一个证型中，则有可能是一般腹泻、肠炎，或者细菌性痢疾、慢性结肠炎或溃疡性结肠炎甚至早期肠癌。如果单纯诊断为湿热内蕴，则有可能贻误病机或忽略了疾病的转归与预后。因为一个肠炎和肠癌的临床经过和治疗结果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二、西医诊断为无黄疸型病毒性甲型肝炎，除了相关症状，还必须有肝肿大、压痛、肝功能异常或/和抗-HAVIgM或HAVIgG阳性等依据。但中医辨证，就可能是肝脾不调，肝郁气滞，阴虚肝旺，脾虚湿阻或肝胆湿热等。尽管辨证准确，但给病人的印象缺乏一种清晰明了，不如甲型肝炎的诊断给人以明快的感觉。

　　三、中医辨证为脾肾阳虚，则可能发生在慢性肾炎、肾盂肾炎、肾病综合症、慢性肾功能衰竭、慢性结肠炎、溃疡性结肠炎、结肠癌、糖尿病、高血压病等。如果说对脾肾阳虚的病人采取健脾温肾的方法

　　治疗原则上应该是对的，但面对这么多病种则在遣方用药上又有侧重的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单纯脾肾阳虚的诊断显得过于笼统。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既不利于治疗，更不利于交流。比如说有人问某人住院得的是什么病?回答是脾肾阳虚，结果使人一头雾水，如果回答为溃疡性结肠炎，使人一下子就明白了。

　　四、中医病房里，收治了一名急性单纯性阑尾炎病人，医生向患者或家属谈话时，医生是愿意说是急性阑尾炎还是愿意说成“肠痈、淤滞型”抑或“肠痈、蕴热型”?我看大多数中医都愿意说前者而不是后者。

　　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不一而足。所以辨证与辨病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们还可以从文字改革中受到启发，中国文字起源比中医更早，影响更大，更广泛。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的文字并没有抱残守缺，而是不断变革和与时俱进，经历了简化和汉语拼音的兴起和接纳了许多外来语的渗透。这一方面说明了汉语的伟大胸怀能够海纳百川，另一方面也是汉字汉语本身丰富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要经历的，这种丰富与发展是不可抗拒的，而且越是广泛接受外来语汇，在全世界范围内就越是掀起了汉语热潮。文字尚且如此，中医学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嘛!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中医学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医学，要想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就必须要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与现代医学接轨。朱良春教授作为一代中医巨匠，从半个世纪前在《中医杂志》上振臂一呼，对几十年来的中医药事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整个中医界都自觉不自觉地实行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只是还很不规范，很不系统。因为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操作模式与理念，还有待在今后的医疗实践中去逐步完善。

　　辨证，是中医学的精华，必须贯穿于中医临床之始终;辨病，是运用西医的病因病理和现代检测手段得出的临床诊断。一般说来，辨

　　证是以客观的整体机能反应特征为基础的。因此，有时难免显得笼统抽象;而辨病又过分注重解剖、病理、器官、细胞、体液等变化，往往又忽视整体的存在。所以，辨证与辨病就可以说是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了。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终极目标是“辨证治病”。其概念是，在辨病的基础上辨证，在辨证的指导下治病。例如一个胆囊炎伴胆石症的病人，辨病的基本病理变化是胆系的炎症和梗阻。辨证是肝胆湿火，胆腑失其中清的本质和通降的顺性。辨证施治是苦降通泄，而结合辨病则认识到有结石梗阻的存在。参照西医的理论，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就要考虑利胆排石的措施。由此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客观事实，就本例病人而言，如果离开了西医的一系列现代检测手段，单凭中医的四诊合参或辨证，是很难知道病人有结石梗阻存在的可能，从中也可以看出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我们要从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就更应该吸收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结合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完善，彻底打破中西医鸿沟，创造出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是我们每一代中医工作者的神圣义务和历史责任。